朝堂上发生的这一幕，其实说明了一件事，大顺的内部已经割裂了。
不过从大顺开国之初就是割裂的，皇帝也压根不准备弥合这种割裂。
相反，还想要搞两个政府，自己居中调节把控权力，通过互相的割裂来达成平衡，皇权做超然仲裁者。
这源于大顺开国之初选择的制衡政策，并且将皇帝自己的思维都制度化了。
然而，实际上这种割裂远比皇帝想象的更为复杂。而且绝对不同于开国时候故意留下的那种牵制科举官员的割裂。
形似，神不似。
苏北的事已经发生，人也枪毙了，道德上的“屎盆子”也扣下了，人也不可能再活过来了。
但这一切只是个开始。
要均田，要填补乡绅被几乎一网打尽的乡村，要提升那里的组织力为后续的淮河二期工程和新海堤做准备，这都需要人才。
但这些人才，有着非常尴尬的地位，所以不太好选。
皇帝选拔的地点，选在山东登州府。
此时的山东登州府，许多年轻人都在朝威海、即墨等地行进，他们要参加一场考核和选拔。
登州府是刘钰起家的地方。
伴随着海运兴起、对日对朝鲜贸易的深入，登州府逐渐兴盛起来。威海港、青岛港，都伴随着海运而发展起来，更成为了大顺移民辽东的重要中转站。
之前在这里的新学体系，也逐渐建立了起来。
朝廷并不拨款，这是原则问题，有钱拨款搞新学，没钱建官学儒学？
好在刘钰靠着自己的钱撑着，又借着海外贸易的捐助，登州府的新学体系已经渐渐成型。其实一年也花不了几个钱，全国性的义务教育搞不起，一县一府的还是搞得起的。
考不进军校或者科学院的话，剩下的人主要就去一些专科类的学校，主要学航海、会计、贸易、外语、农学等。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人们逐渐发现了新学毕业后真能找到工作，这新学也就渐渐振兴了。
朝廷是不承认新学学历的，而且新学学的这些破玩意儿也确实没法参加科举。
是以，前期只能以管一顿午饭的方式，吸引底层百姓让孩子来学。
而且十四岁之前就要分流，因为十二三岁已经能干活了，百姓家里不可能白养一个脱产的劳动力。
也就是这几年新学渐渐体现出了好处，不管是出海还是去外面闯荡，朝廷不认新学学历，那些公司和海商却是认的。
是以这几年学习的多了，觉得是条出路。
再不济，还可以去学接牛痘之类的，混口饭吃就比在家里种地要轻快些。
这里不比松江府，松江府的主流文化，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文化，那是主导。
而这里，则是“中产”文化，主流审美是要有“一技之长”，而不是“一夜暴富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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