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这么做。他写道：“世上既无生而治之的良民，也无生而乱之的暴民，治乱与否，不在百姓本身，而在治道是否得当。”
在他看来，宣府数村的不稳虽是小案，可细思背后却有大弊。萧敬看到此心中称是，他也是穷苦人家出身，否则也不至于入宫做了太监，寻常老实巴交的百姓要不是被逼得活不下去了，谁会敢来和朝廷作对。
他继续看下去，李越认为流民四起有以下几个缘由：一是鞑靼长年在春秋时节烧杀抢夺。百姓春耕不及，秋收时又两手空空。有些人辛苦一年，到最后竟然同白做没有两样，再加上地租的高昂，他们被逼无奈，只能出来流窜。二是近年灾荒连连，灾民在本地得不到救济，于是出来逃荒。三是豪强劣绅，侵占土地，淫辱妇女，有些长工忍无可忍，索性动手杀人，背上命案之后，只能外出逃亡。
并且，流民的出现意味着本地的人口流失，人口流失直接带来的就是赋税不足。地方官吏为了保证税额，竟然推行“陪纳”制度，将流民身上的赋税强行让同乡代为缴纳，这就让本地的良民也跟着一齐破产，被迫流亡。
并且，这会带来恶性循环，逃得乡民越多，陪纳的数额就越大，而陪纳的数额越涨，负担不起的乡民逃窜得也就越多，长此以往，必会惹出大祸。
至于，流民之事出现已久，乡里却无计可施，这并不是当地的将官不用心，而是流民目前尚未闹出大乱子，将官又忙于同蒙古作战，所以无暇顾及。而当地的百姓或与流民相熟，不忍大动干戈，村中一盘散沙，也无法团结起来抵御，所以只能任人宰割。但他李越既然身为巡按御史，自然是要查漏补缺。
西周时行乡遂之制，春秋时推行什伍制、连坐制，宋时王荆公推行保甲法，前元时则以社长来管制乡里。我朝太祖皇帝也曾推行里甲制。可见，管制流民不能全靠武力镇压，在肃清之后理应对现有底层的治道进行适度的调整。
萧敬正待继续看下去，就听帘外的轿夫道：“老爷，到宫门口了。”
萧敬闻声一愣，却迟迟不下轿，外头的轿夫茫然不解，忍不住再唤了一声：“老爷？”接着就听萧敬在里头道：“先去杨学士府上。”
萧公公端坐在青呢大轿里又是苦笑，又是叹气：“真真是前世冤孽，两个冤家闹事，却苦了我这个老头子跑腿。”
而顷，萧敬就到了杨廷和府邸外。杨廷和一家还在用早饭，忽听下人来报，萧太监来了。这可把全家人都惊得不轻。杨廷和急忙整理衣冠迎萧敬入正堂，他问道：“萧公匆匆而来，可是出了什么事？”
萧敬将李越的奏疏递给杨廷和，叹道：“石斋公先看过再说。”石斋是杨廷和的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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